作家心语宗崇茂病和装我的2016

——我的

文/宗崇茂

我是一个习惯于蒙着头过日子的人，总觉得过去的日子乏善可陈，未来的生活又无以掌控，所以特别不爱以“总结过去，展望未来”的方式辞旧迎新，但今年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，有了想说点儿什么的小冲动。

如果要总结我的，其实就两个字：病、装。

先说第一个字：病。

病不是装的。年我确确医院。这也是我半辈子多以来，第一次正儿巴经地住院。病不致命，却很要命，说起来有点话长。小时候，每到夏天，喜欢成天泡在河里洗澡，被大人骂作水鬼、流尸。耳朵进水多了，落下中耳炎的病根。这中耳炎跟随我多年，脾气一直还算温驯，但后来随着我人生的颠沛，到了高寒的青藏高原，高海拔，加上极端低温，致使它改变了性情，每每发作起来，耳鸣流脓不止。三年后待我结束漂泊回来的第二天，医院拍片检查。医生说，右耳膜完全破裂了！破就破了吧。我这样想，希望它回家以后脾气会好一点。这一拖，又是十多年过去了；这一拖，就到了今年春天，拖到不能再拖，医院。因为那一段日子里，像有无数只精力旺盛的知了，密密麻麻地织成一顶帽子，紧箍于我的头上，日夜嘶响不停，脱也脱不得，那感觉，岂止是难受，简直就是绝望。我不是悟空，谁给了我这样一顶帽子？

永远忘不了手术后从全麻中最初醒来的那种感觉，或曰幻觉，称得上奇异或奇妙。我在《春天病札》一文中有所记载——

像是暗藏着一个开关，也许是在轻轻的“啪嗒”一声之后，时间便漆黑一片，与我无关。

脱离了时间的人，只是一具薄薄的浮尸。

“醒了，醒了！”

略带惊喜的声音，清晰地传入耳膜。我像是躺在一张冰雪做成的床上，四周氤氲着白色雾气，但身子下面并不冷，是热的。麻醉师和护士们像冰川一样站立着，对我亲切地微笑。

“手术做完了，你知道吗？”一个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做了四个小时，放心，顺利。”

“我老婆呢？我老婆呢？”我急切地想要寻找到一个相熟之人。

“脑子还蛮清楚啊，还晓得找你老婆，她在外面呢。”她们轻轻笑起来。

被推了出来。我抓到了等候在外的妻子的手，像抓住一根不愿松开的稻草，像一根虚浮的稻草被她抓住。

我相信或希望，这就是一个人处于所谓死亡状态的那种感觉，非但没有一丝恐惧，反而罩着温暖。倘果真如此，那一刻，即使不再醒来，就此与人间别过，也是幸福的。后来的日子，我时常回味起这种体验，并把它视为年带给我的最大福利——一个人能够在生的时候，就体验到死之美妙，那是多么珍贵啊。

现在说第二个字：装。

装的不是病，说的是年我的“装”几乎成了“病”。装啥？想必大家已经知道，这一年我的新书《流浪途中的玫瑰》面向全国出版发行。虽不属自费，亦没有销售压力，但我听说现在出版社对责任编辑是实行责任考核制，如果书的销量不佳，责编的绩效会受到影响。这下，我就有心事了，不能，不能对不起人家的这份信任啊。于是，我想尽力为出版社多销一些书；于是，就有了年很多回的“装”——有朋友听说了我的心思后，决定和我合作，他们负责包，我负责装，把我包装成了一个讲师。从新书发布会，到他们策划的“暑期大讲堂”，开讲座，卖书，出镜数场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热潮，也算是各得其益。接着，又受邀参加了盐城晚报的多场小记者活动；而在年底前的12月份，还受邀到苏州开了讲座，按朋友的话说：宗老师冲出盐城，跨过长江啦。

在这过程中，听到人家一声一声地叫我宗老师，起初，我还有点不自在，尽管我年轻时候就做着乡村语文老师的梦，一边教孩子们念书，一边听取稻田里的蛙声一片；尽管以前也做过几年职场培训师，但现在的我毕竟不是真的老师呀，是装的嘛。但我似乎很快就不动声色地接受别人这样称呼了，还有点心安理得了，因为我感觉，自己在这一次又一次“装”的过程中，讲课水平也是在蹭噌地悄悄往上升，真是有点儿弄“装”成真啊。我甚至还痴想过：什么时候能装到教授的级别呢？

冬天很冷，但“过年”很暖。每年，总有一些人一些事，叶子一样随风飘逝，与你永远走散，而我还“在”，像一棵略显枯瘦的树，一些虬枝生硬地戳向灰蒙蒙的天空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来年春天，它还会被稀稀落落的绿色苞蕾装点起来。但我更希望，树根底下有一只正在冬眠的蝉，待明年爬出地底时，它已脱去了重重的壳，仿佛新生；而这只蝉，就是我。

就两个字，却唠唠叨叨了这么多。唉，真是上了岁数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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